政绩观干部是新时代的产物往往心系“官”里

政绩观干部是新时代的产物往往心系“官”里

今天，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一篇“浙江宣传”的文章《真情感里见政绩观》，并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，将不同时代的干部类型做了四个阶段的划分：五种祟高情感干部，存在于毛泽东时代；白猫黑猫干部，属于邓小平时代；政绩观干部则是新时代的产物；心系初心，担当，情怀的干部属于中国梦时代。最后想让我谈谈“新时代的干部往往心系‘官’里”这个观点。

先看看这篇文章内容，文章讨论了领导干部应树立的五种崇高情感：情怀感、幸福感、境界感、责任感、光荣感，并指出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情感淡漠、责任感不足、对幸福感理解偏差、光荣感错位等问题。文章最后强调政绩观的情感底色在于“初心”“担当”“情怀”三个关键词。这篇文章其实是倡导干部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和情感底色，批评了“心系‘官’里”这类问题。提到一些干部“把所谓的‘边界’、‘规矩’当作挡箭牌”。“有利则抢，有难则躲”、“对群众的急难愁盼‘隔岸观火’”，这些都可以归为过于关注官职本身而非履职尽责。

政绩观干部心系“官”里，是当下部分干部群体中存在的一种现象，这与《真情感里见政绩观》一文所倡导的“初心、担当、情怀”形成了对照：

一是责任感“内缩”：文中指出，有的干部“把所谓的‘边界’‘规矩’当作挡箭牌，只管自己的‘一亩三分地’”，遇到边界工作“能推就推”。这种对自身“官职安稳”的过度关注，本质上就是把履职尽责窄化为“守位子”，而非“干事业”。

二是光荣感“偏移”：文章批评有的干部光荣感“来自于‘车接车送’‘衣锦还乡’的体面上，来自于任期内建设的面子工程上”。这正是一种将个人官场体面、显性政绩置于群众真实需求之上的“心系官里”的表现。

三是幸福感“物化”：文中举了要求下属等自己打完饭的“霸道”局长、规定下属敬礼的“威武”所长等例子，说明部分干部的幸福感错位，源于权力带来的优越感，而非为民服务的价值感。

可以说，政绩观干部心系“官”里的本质，是政绩观的情感底色发生了偏移——从“为民造福”的初心与情怀，滑向了“为官保位”的权衡与算计。这会导致文中警示的后果：对事业缺乏热忱，对群众急难愁盼“隔岸观火”，最终难以创造出“经得起人民评判、岁月沉淀、历史检验”的实绩。

文中最后点出：政绩观的根基在于“为国为民之心”。如何让更多干部从“心系官里”回归到“心系人民”，或许正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需要持续破解的课题。

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,“政绩观干部”这个说法本身，恰恰反映出新时代对干部有了更明确、更系统的“政绩”要求。但当这种要求被层层传导、量化考核时，一部分干部的关注点就容易发生偏移——从“创造真业绩”的初心，滑向了“满足考核、呈现业绩”的“官里”考量。这背后或许有三层交织的逻辑：

一是显性化压力下的“避责”与“留痕”。新时代对干部的要求更具体，巡视、审计、督查、问责也更严密。对部分干部而言，与其说是在“追求政绩”，不如说是在“规避风险”。于是我们看到：

——“留痕”重于“落实”。把大量精力花在方案、台账、汇报上，工作“造声势”强于“见实效”。

——“守底线”多于“谋突破”。只要不出事、不碰红线，就是“安全”。改革攻坚、啃硬骨头这类有风险的事，能绕则绕。

——“新官理旧账”动力不足。前任的遗留问题，处理起来费力不讨好，不如“另起炉灶”搞自己的亮点，这恰恰是文中批评的“责任感不足”的典型表现。

二是“显绩”与“潜绩”的博弈。文中特别肯定了“甘于做铺垫性事情”的情怀，焦裕禄治“三害”、周永开护林扶贫，做的都是见效慢、周期长的“潜绩”。但在当下的考核周期与显性激励下：

——“显绩”更易被看见、被提拔。大项目、大工程、立竿见影的数据，是干部晋升的“硬通货”。

——“潜绩”往往“为他人做嫁衣”。生态保护、基础研究、民生微实事，可能在本届任期内看不到显著成果。

——当“心系官里”（关注个人仕途）的权重超过“心系民生”时，干部自然会更倾向选择“造显绩”而非“做潜绩”。

三是 “为民”与“为官”的张力。文中反复强调“心无百姓莫为官”，但现实中，部分干部的思维逻辑可能是：

——把“为民”当作“为官”的手段，服务群众是为了获得好口碑、好考核，而非发自内心的情感驱动。

——把“对上负责”等同于“对下负责”，只要上级满意、考核过关，群众的真实感受就成了次要。

这种逻辑下的“政绩”，就容易出现文中批评的“面子工程”、“摆拍造势”、“打造人设”等现象。看似在干事，实则干的都是“能被看到、能被量化、能被记录在档案里”的事。

政绩观干部是新时代的产物，往往心系“官”里，是制度设计在落地时，都会面临执行层面的异化风险。当“政绩”被高度指标化、显性化、与个人晋升强绑定时，一部分干部就容易从“追求政绩”异化为“经营官位”，这正是“心系官里”现象的根源。